2004年第01期-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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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宗惠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可以报考北大、清华的，可父亲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报考这样的名牌大学肯定要被刷掉。她突然想起了潘乃谷报考的大学，对，就报考农业机械化学院！
填写报考志愿时，她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业机械化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同学们开玩笑地说：“宗惠，你是个漏网分子，你爸爸是大右派你怎么能够上大学呢？”
她抿嘴一笑，一句话都没有说。正因为父亲是大右派，宗惠在大学期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成绩在班里出类拔萃。酷爱运动的天性没有泯灭，她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打左前锋。大班里有一个叫做张荣华的男生，学习勤奋，待人热情，还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五年的大学生活朝夕相处，费宗惠和张荣华产生了爱情。张荣华家住上海，父亲是个工人。他和费宗惠同岁，都是1940年出生的，属龙，小名叫小龙。他们从18岁就在一个教室上课，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谓知根知底。
费宗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父母诉说了恋爱的经历，女儿是妈的贴身小棉袄，一向疼爱女儿的孟吟皱起了眉头：“宗惠啊，你爸爸是大学教授，而小张的爸爸是个工人，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婚姻最好是门当户对。”
费孝通一听急忙打断妻子的话：“宗惠，找对象关键是图人好，不仅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还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在你的婚姻大事上，我们做父母的决不干涉，要尊重孩子的感情，大主意你自己拿！”
在父亲的关心下，费宗惠和张荣华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感情急剧升温。五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毕业时，他们已经定了终身。费宗惠被分配到位于吉林省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当老师。张荣华根红苗壮，出身好；既是学习尖子，又是团干部，分配个好单位本来不成问题，可他却坚决要求和费宗惠分配在一起。
有人惋惜地说：“小张啊，你好好掂量掂量，要是听组织的，你可以分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是非得和费宗惠分配到一起，那你只能到公主岭了。你是南方人，家在上海，生活多方便，东北那冰天雪地深山老林你受不了，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张荣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在乎苦不苦，只要能和宗惠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1963年9月，费宗惠和张荣华最终被分配到吉林省公主岭。临行前，费宗惠问父亲：“爸，我是独生女，按照政策父母身边应该留一个孩子，要不要跟领导提一提要求留在北京？”
费孝通果断地说：“宗惠，你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应该到第一线去。东北有大片的黑土地，你应该到那里去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
五十五载春秋相濡以沫
惟一的女儿去了东北，家里显得冷冷清清。多亏了孟吟，承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孟吟姊妹四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从小就帮着妈妈料理家务，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她烹饪手艺极佳，用烤箱做的点心可以和西餐店媲美。费孝通喜欢吃肉，她就变着法研究红烧肉的做法，最后竟然把红烧肉烧得晶莹透亮。她做的苏州风味的菜肴是费孝通最喜欢吃的菜。她有着一双巧手，会织毛衣，刺绣，还会做皮衣。宗惠小时候的衣服都
是妈妈亲自缝制。孟吟用几块钱买块花布，一顿饭的功夫就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同学们都很羡慕宗惠，追问她衣服是在哪个时装店买的。
对于丈夫，盂吟更是尽心尽力。费孝通所有的衣服，无论是西装还是长衫，无论是皮袄还是衬衣，都是妻子亲手制作的。她酷爱清洁，偏爱白颜色，家里的床罩、床单、被套、枕套都是白颜色，她用搓板把床上用品洗得干干净净，还要浆得平平整整。邻居们到了费孝通家里，看到屋里一尘不染，开玩笑地说：“你们家太干净了，我们都不敢坐。”
费孝通总是热情地说：“快坐快坐，没那么多客套。”
孟吟既善良又好客，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对周围的人十分慷慨。费孝通的司机老熊家里孩子多，她经常给老熊的孩子做衣服，做好吃的，还拿出家里的钱接济他。对于民族学院的职工和司机以及老邻居，孟吟经常慷慨解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在炮轰牛鬼蛇神。孟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也属于炮轰之列。费孝通整天挨批斗，孟吟被勒令回到原籍。她来到紫竹院派出所迁户口，民警们都认识这个尽做善事的老太太。她在单子上填上了“返乡”二宇。派出所的警察一看连忙说：“你不要填返乡，要填投靠。填了返乡户口迁走后就很难迁回来了，而且还要返到最基层的乡村。填投靠就可以不去乡村，你公公在苏州，你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苏州，将来公公去世后还有迁回户口的可能。”
连平时不怎么打交道的派出所的民警都愿意帮助她，孟吟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孟吟到了苏州，刚巧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被打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斗，老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得了脑血栓。他身体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该着老先生有福气，儿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他卧床不起时来。孟吟像伺候产妇坐月子似的精心伺候着瘫痪的公公，从梳头洗脸到穿衣戴帽；从喂水喂饭到端屎端尿，她毫无怨言。公公瘫痪了好几年，在儿媳的照料下居然没长褥疮。老先生逢人就说：“我的小儿子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我可是得了儿媳妇的济了！”
那时候的费孝通正在挨整，他戴着破帽子，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衣服上都直往下掉丝丝。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尽过孝，可他没有做到的妻子全都做到了。孟吟的“投靠”实际上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病人，她无怨无悔。她觉得公公是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能够为丈夫分忧解难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1970年，费璞安带着微笑告别了人间，孟吟才结束了“投靠”的历史，回到了北京。夫妻刚刚团聚，费孝通又被发配到湖北潜江干校食堂当伙头军。孟吟又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费孝通官复原职后，很多人都提出要帮助他把女儿调回北京，可他却说：“我女儿是学农的，学农就应该在第一线！”
他对自己的女儿不徇私情，可对别人的孩子却关怀备至。潘光旦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他和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是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潘先生蒙冤挨整，造反派勒令他拔草劳动。他的子女都到了外地，是费孝通照料他的生活，带他到医院看病。他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费孝通坐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默默无语。费孝通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潘先生，总是想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频繁。很多国家仰慕费孝通的学问，请他推荐一些学生前去留学。费孝通首先想到了潘光旦的小女儿潘乃谷，她当时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机械化系当书记。费孝通先把她调到北京，又推荐她到美国去留学。当时，有人问费孝通：“费老，潘乃谷和宗惠都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宗惠要是想出国，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您为什么不帮自己的女儿出国，却偏偏要帮别人呢？”
费孝通回答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着我沾光，有机会应该让人家去。我的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费孝通1985年在北京大学建议成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学成归来后就来到这个研究所工作。1992年，费孝通把去土族地区调查的任务交给这个研究所，潘乃谷和高丙中两位学者先后来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及民和回族自治县的土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97年，费孝通把这两份报告作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的附录出版了，该书详尽地描写了20世纪初叶和末叶在同一地区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
就这样，从1963年到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整整在东北工作了13年。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儿，叫做张勤；老二是个男孩儿，叫做张 。老大放在北京的姥姥家里，老二放在上海的奶奶家里。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对外孙女格外疼爱，经常教育张勤要勤奋学习。盂吟思女心切，带着外孙女张勤到公主岭看望女儿和女婿。她是个勤快人，到了哪儿也闲不住，帮助女儿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才回到了北京。他们惊讶地发现，妈妈的存折上只有200元钱。原来，妈妈把钱不是接济了亲戚，就是帮助了周围的人。宗惠曾经问过母亲：“妈，您怎么一点都不替自己考虑，您把钱都给别人，万一自己有个灾怎么办？”
母亲却笑呵呵地说：“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啊要乐善好施，不能总想着自己！”
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交给了费孝通。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经整整70岁了。人活70古来稀，70岁的老人本应颐养天年好好在家享清福，可费孝通却有一种紧迫感。他想：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自己还有10年的好时光。这10年的光阴就好比10块钱，没有随便浪费的资本了。青年人可以随便挥霍光阴，可自己这仅有的10块钱不能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应该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心爱的东西就是为中国、农民能够富起来做一点事情。
1981年，71岁高龄的费孝通踏上了三访开弦弓村的征程。走在乡间松软的泥土上，他的心觉得格外舒畅。他像串亲戚那样走进农民家里，一边喝着农家熏豆茶，一边和农民拉家常。他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吴江和江苏省做社会调查。吴江县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学术生命的起点。他欣喜地看到乡村里的社队工业正在兴起，而这种社队工业不正是自己40多年前提倡的“乡土工业”吗？他幽默地把这种农民办的工业叫做草根工业。
江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费孝通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概念。接着；他又以社会学家睿智的头脑总结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这个草根工业就是今天乡镇企业的雏形。
费孝通对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干事情非常投入，只要认准的事情，10头水牛也拉不回；他干事情特别专注，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在盛泽镇调查时，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以丝绸产销为特色的小镇已经有2．2万人；但是在后来的20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回升。1981年达到2．6万人。他认为2．2万人是一个基数，如果按照全国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盛泽镇30年后也应该有4万多人。所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思维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研究小城镇发展的突破口，即小城镇如何聚集人口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中国地少人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是一支排山倒海的生力军，如果都让他们涌人城市，势必会增加城市的负担。如果让他们闲置在农村，这股人力资源就会浪费，势必会养一大批闲人，甚至滋生二流子。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何把这股水流用好，那就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
就是在这次调研中，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观点。解决了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等理论问题。他把小城镇看成是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加快小城镇建设可以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加快城市化进程。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他才思泉涌一鼓作气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再开拓》等有关小城镇建设的文章。仿佛是一块石子投进了河里，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费孝通的文章文笔犀利，内涵深刻，论点明晰，论据充分，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读到这些文章后做出了批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
费孝通从研究中国东部的发展，开始转到了西部，他非常关注西部，觉得在全国的发展中，西部落后了。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平衡必须迎头赶上。自己要为西部出一把力，帮一帮它。他经常到西部考察，仅一个甘肃省，他就去了10次。他最关心的就是经济的发展，到了甘肃他不是先去白兰瓜飘香的兰州，也不是先选金张掖、银武威等富庶之地，他挑选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农民生活最苦的定西县，西部的贫困深深地灼痛了他的心。
西汉时期，统治者打通了从长安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丝绸文化从中国传向西域、吐蕃、东南亚、波斯和罗马等国，同时也将印度的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引进。公元九世纪以前，牛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国的西部，西北经济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台柱子。唐朝灭亡后，战乱、动荡、分裂撕咬着西部健康的肌体，使西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考察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费孝通晓得这里有多少家底了。他觉得甘肃的发展不能只限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面，还有很多丰富的人文资源未被发现出来。这些宝贵的资源需要我们去保护、开发和利用。
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人，穿越了祁连山的民族走廊，访问了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发现这个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接触与过渡地带。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在历史上正是明代以茶马贸易中心闻名遐迩的河州故地。他突发奇想，这个地方能不能恢复本来的面目，作为现代农牧贸易的基地。他当即约见了甘肃、青海两省的领导会商，取得了共识，最后由中央批准在临夏和海东建立了一个经济协作区。
他觉得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同惠圆梦，他和同惠的梦就是要实现中国西部的现代化。同惠过去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是在关注西部，他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够自己写出这样的书来。
费孝通的身上有着一种深刻的乡村情结，他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熟悉乡村，热爱乡村，他就像了解自己的手心手背那样了解中国的乡村。尽管喝了那么多年的详墨水，他对中国的乡村还是一往情深，与中国的农民还是水乳交融。他和姐姐费达生一道来到开弦弓村，走在乡间小路上，他觉得泥土的味道是那样芬芳。他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和农民用家乡话聊天。看到当年自己在村里养伤时的缫丝女工现在还健在，他高兴得满脸放光。他对农民们说：“咱们农村地少人多，光靠种田不行，要搞农业机械化，要发展乡镇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