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1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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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农民们说：“咱们农村地少人多，光靠种田不行，要搞农业机械化，要发展乡镇企业。”
有的后生对他说，他们家赚了多少多少钱。
他打量着后生家的房子笑着说：“不对，你要是真赚了这么多钱房子不应该盖成这样。”
农民们笑得前仰后合，后生说：“费爷爷，您怎么这么了解农村？”
他说：“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我只要看看你们的房子和家具就晓得你们的收入。”
1983年11月2日，费孝通迎来了自己73岁寿辰。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也得去。”孟吟和宗惠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希望他好好在家享清福，可他却老当益壮，志在千里。他的心里时刻装着中国农村老百姓这盘棋。
1984年，白发苍苍的费孝通像一只开弦之箭从开弦弓村射出，他走出了熟悉的江苏省；分两路对中国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他先是往南走，从江苏到了浙江，从浙江到了福建，从福建到了广东，又从广东到了广西，把沿海地区摸得了如指掌；接着又从北京杀到黑龙江，从黑龙江杀到内蒙古，从内蒙古杀到甘肃，从甘肃杀到宁夏，从宁夏杀到青海，从青海杀到四川，又从四川杀到云南，对边疆和西部地区做了认真的考察。10多年来，除了台湾和西藏，他几乎走遍了全国。他的目光紧紧追踪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和城市的变化。
东部和西部，沿海和戈壁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撕扯着他的心。东部和西部的差距还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他写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提出了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
他对长江三角洲做了深入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早在30年代，上海就已经是东亚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邻居江浙两省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从全国的经济格局来看，应该有一个大上海的观点。把上海建设成一个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和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他觉得上海是龙头，江浙是两翼，长江是脊梁，长江流域是腹地。根据这个设想，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正当费孝通跃马扬鞭纵横驰骋之际，他的坚强后盾孟吟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当年那个在病榻前伺候瘫痪公公的麻利的儿媳妇，如今也瘫痪在病床上。当年那个一尘不染干净利索的女人现在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命运对孟吟实在太残酷了，宗惠和丈夫小龙一道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年迈的母亲。妻子精神有病，有人建议送到医院去，费孝通坚决不让送。他觉得还是家人照料得精心，把老年痴呆症的人推到医院，没个人跟她说话，只能加速她的死亡。就这样，孟吟整整在病床上躺了七年。不管费孝通回家多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房间去。
， 1994年初冬，费孝通应邀到温州访问。孟吟病危，外孙女张勤立刻把姥姥送进了北京市急救中心，又急忙给姥爷打电话。当费孝通搞完温州的调查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急救中心时，奄奄一息的孟吟已经不省人事，可她硬是等到丈夫回来后才闭上了眼睛。
1994年12月，1日，孟吟与世长辞了。费孝通一连几天坐在书房里，表情木然。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又是寒冬，又逢岁尾，费孝通生命中的三个女人都跟12月有缘。王同惠是12月8日走的，孟吟是12月1日走的，而宗惠却是12月12日生的。上帝啊，你把费孝通最钟爱的三个女人的生和死都放在12月究竟是为了什么？
相伴55年的那个人走了，家里再也见不到那个忙忙碌碌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女主人了。再也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为自己烧可口的红烧肉，做可体的服装了。爱是什么，爱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互相尊重、互相扶持、互相关爱。
妻子去世后，费孝通把她的骨灰撒在了太湖里。妻子是江苏人，她应该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去。每年清明节，费孝通都要到太湖边凭吊妻子的亡灵，八年来从未间断。他站在太湖边，久久地凝视着湖水，表情凄然。女儿宗惠和女婿小龙分别站在他的身旁，宗惠的手里捧着一束黄色的康乃馨。
他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
女婿小龙刚见到岳父时，觉得他很威严，有点害怕他。日子长了发现岳父是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岳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的健康长寿对国家有利。自己应该为岳父多做一点事情。1990年，小龙为岳父当秘书，他人聪明。点子多，组织能力强，每次岳父到外地搞调查研究，他都帮助找材料，对外联络，并为岳父策划出版了15部文集和画册。
过去，费孝通自己睡在一个房间，小龙夫妻睡在一个房间；有一次，费孝通半夜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小龙夫妻心疼得了不得。从此每天晚上，都是小龙陪着岳父睡觉。岳父半夜起夜，他连忙爬起来扶着老人去洗手间。岳父翻个身，小龙也会在睡梦中腾地一下坐起来。费孝通感动地说：“我这个女婿啊，比儿子都强。我女儿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找了一个好女婿。”
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在蜜月旅行中翻译完了《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书，妻子去世后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回到开弦弓村养伤，把书稿也带了去。爱妻的突然去世使费孝通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临走时把一大堆手稿书籍落在了姐姐家，后来，他到处找这部译稿，却横竖找不到。
解放以后，姐姐到北京看望弟弟，把这堆旧东西捎给弟弟，费孝通顺手把它们放在民族学院办公室的书架上了。“文化大革命”后要搬家，人家把书架上的书送到了费孝通的家里。看到这堆书上面落满了灰尘，费孝通顺手又把它们放在了旮旯里。一天，宗惠在家里整理东西，突然发现了这部译稿。她急忙掸掉上面的灰尘，拿到爸爸面前：“爸，这是什么，有用吗？”
费孝通接过一看，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你从哪儿找到的，我找了它几十年了，它是我和你同惠妈妈一起翻译的书稿。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宗惠亲昵地搂着父亲说：“爸；还是女儿好吧？这么重要的东西您随便乱丢，多亏我吧？”
费孝通用手指弹着女儿的头：“我啥时候都说女儿好，你的两个孩子我也是更疼外孙女！”
在姥爷的影响和父母的教育下，宗惠的两个孩子也事业有成。女儿张勤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现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习计算机信息管理。儿子张 从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留学，现在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费孝通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每天都要看报纸和《新闻联播》、《国际要闻》，从国际大事看中国、看世界。“9·11”事件发生后，他一连三天没有睡好觉。他觉得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文化还是多元的，人与人相处要建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恐怖主义是要遭到世人声讨的，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去打一场没有目标的战争也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的小民族需要我们多多帮助。民族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民族问题，南联盟的战争说到底也是因为民族问题，中东、印度的焦点还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今后的发展。费孝通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他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和黎王、苗王、瑶王们关系都很好。
费孝通一生尊敬老师，尊重妇女。他和吴文藻、冰心一家感情颇深。费孝通和杨庆塑都是吴文藻的学生，一天，杨庆 夫妇从海外回国探望恩师吴文藻，冰心高兴地设家宴款待杨庆 夫妇和费孝通一家。孟吟看到冰心在厨房里忙上忙下，便戴上围裙弹奏起锅碗瓢勺交响曲。孟吟的烹饪手艺极佳，不一会儿就帮着冰心做了一桌好菜。席间，孟吟剥了蟹黄夹到杨庆塑夫妇的碗里，宗惠和小龙也礼貌地给长辈敬酒。冰心得知杨庆 的儿子娶了个洋媳妇另立门户居住，而费孝通一家却儿女绕膝，颇有感慨。冰心的小说《空巢》里的主人公，就是以费孝通和杨庆 为原型写的。
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捐赠前我想留下一些书给我的学生费孝通作为纪念。至于留下哪些可由费孝通本人来挑选。”
当冰心把丈夫的这个决定告诉费孝通时，费孝通的心情很激动。他知道老师遗嘱的分量。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就是书吗？先生允许自己先去挑选书，正是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生动实例。费孝通在吴文藻众多的书中挑选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引论》，一本是《论城市》。他之所以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他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他要把这两本书作为纪念，永志不忘。
在民族学院居住期间，他和冰心家住的很近。一天，他正和友人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看到冰心摇着轮椅走了过来。他立刻绕到了马路牙子上缓缓而行。当冰心经过他的身边时，他以恭敬的目光注视着冰心，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费孝通很重感情，当年王同惠遇难后，费孝通把妻子的遗体埋葬在广西梧州西山公园的山冈上，还亲手撰写了碑文。抗战时期，一位叫做张文芬的女士在山冈上行走，由于劳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敌机前来轰炸，震耳欲聋的炮弹声把她惊醒，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很大的弹坑，里面有尸骨，尸骨旁有一个倒了的石碑。她扒掉浮土，定睛细看，石碑上竟然刻着费孝通的名字。她被费孝通撰写的情真意切的碑文深深地感动了。她觉得是王同惠的亡灵在保佑自己，使自己能在敌机的轰炸面前虎口逃生。为了使尸骨和石碑免遭涂炭，她用云南的红土把尸骨和石碑掩埋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这块石碑被梧州的一个中学老师发现，他看到碑文后明白了原委，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石碑树立在金秀广场。后来，王同惠的尸骨被火化了，骨灰撒向了大地。费孝通在北京八宝山为王同惠建了一个墓。每次去凭吊同惠，他都觉得她没有死。她只不过是在这里寂寞冷落地睡着了。
如今，王同惠去世68年了，费孝通一直很怀念她。王同惠家没有男孩儿，把一个堂弟过继到家里。这个堂弟叫做王嘉儒，费孝通全家一直和他有来往。费宗惠至今仍然管王同惠叫做“同惠妈妈”。
一个男人能够这样深情地去爱自己早巳去世的妻子，并且整整爱了近70年，王同惠的在天之灵要是晓得，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费孝通的一生遇到了两个好妻子，他和王同惠志同道合，是事业上的知音。王同惠像一个设计师，描绘并推动了他的社会学事业；而孟吟则像一个营造师，帮助丈夫实现了毕生的志向。如果没有这两个女人全力以赴的支持，费孝通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
老骥伏枥，志在富民
费孝通毕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富民。他在1938年写的《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调查农村是他的学术起点，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后来，他提出了工业下乡，指出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他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当小城镇建设处在高潮，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后，他又提出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人正在逐步走出贫困，他的目光又瞄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安居乐业上来。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几年前他过生日，我们到家里看望他。一进门，发现他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画圈的地方就是我去过的地方，今后我要多走一些贫困地区。”
90年代初，费孝通在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看到那里的农村富了，农民的口袋鼓了起来，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小城镇的繁荣又推动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再也没有比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令他开怀的事情了，他仿佛沉醉在陈年老酒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那些日子，他如痴如醉地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他好像是一只章鱼，触角敏锐，预感到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那里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城乡人口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1996年，他在浦东新区实地考察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能光靠书本来获取，而是需要研究者亲自去接触沸腾的生活，体验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上海对社区发展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
三年之后，他在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想以研究上海的社会发展为主要对象培养出既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又能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工作者。
1999年春节，我们到费孝通家里探望他。费老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送给他一套自己刚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和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一边给他量血压一边跟他开玩笑：“费老，您特别爱吃肥肉，血脂、血压肯定高，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呀！”
他风趣地对我说：人爱吃什么，一定是体内需要什么。我说您这个观点不对，要这么推理岂不是说酒鬼一定是体内需要大量的酒精，烟鬼体内需要大量的尼古丁了？
他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和蔼地说按照中国人的老传统，全家人在一起吃顿年夜饭，过了春节，人就长了一岁。这样算来，过了节我就90岁了。老实说我心里有些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20年前我曾经讲过10块钱的话，意思是说我希望还能再工作10年。现在一算已经过去了20年。而且从我的身体状况来看，头脑还清楚，估计再干五年不大成问题。从1957年到1980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没有机会做什么工作，白白损失了23年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了工作。上帝还算公平，到今天，归还了我20年。这20年里我做了些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重建社会学。
他翻看着《山脊——中国扶贫行动》，高兴地说：“你这本书是写中国的贫困问题，你们年轻人，哪儿穷就往哪儿去，有志气。你是一个教中文的大学老师，为什么专门往贫困地区跑呢？”
我说是受您和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虽然身为部级干部却几乎走遍了中国的贫困地区，为西部大开发做了很多贡献。他当年也是北大的学生，他经常教育我要深入社会，关注西部，热爱百姓。父亲让我好好地读您的著作，我是怀揣着您的《江村经济》上路的。现在很少有人能像您那样把中国的社会学事业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您身上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他说农村是一个大课堂，我是从研究农民问题起步的，提出了工业下乡的问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