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床-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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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思考的季节炎热的秋天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莫斯科异常炎热了几天。香港回归后两个月里，莫斯科的电视台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中国的节目。那时我已经住在了大学宿舍里，和中国的两个留学生住在一起。我们看着电视，谈论着中国。
爸爸已经基本“撤离”了“麒麟城”，一心抓他的商会工作。媒体在七月份开始露出来了少许说法，“中国商人从事大规模偷税走私”、“滞留俄罗斯的中国人一半以上属于非法居留”等等，并有官员强调“整顿只是个开始”，“对中国人从事的非法经营要继续整顿”。一直遭受损失的中国人继续在找着天理，但很快地被不停更新的世事更新下去了。莫斯科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舞台。爸爸的商会像祥林嫂一样在莫斯科方面翻着旧账新账，但能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措施几乎无法施展。
我投入了全新的学习中。学习需要很强的自制能力，我和舒拉妈咪在一起时，这种能力被她带动的达到了顶峰。她还是读她的法学书籍和俄罗斯历史，她的目标并不简单，她想靠自学拿到一个正式的法学硕士。但她的目标却没有更进一步的扩张，她只想读书而已。舒拉妈咪比我要用功，我坐在书桌前一个小时就想动一动，她却可以三个小时不动。我的两个同寝室的小女生没有认真学习的习惯她们的俄语水平有限，只能靠感觉进修，而无法真正地进入系统的教学计划中。我的努力在她们看来好像没有必要，她们说在中国如果爸爸是大款，孩子怎么也会有个前程。
爸爸在莫斯科并不是有钱的大款。“麒麟城”的投资是很多中国人出的，现在基本归在了邱雨寒的手里。爸爸在这门生意上的投入，更多地表现在业务上，他在用自己的辛苦做。我能看出来爸爸近来的失落，安娜姐走了，“麒麟城”等于转手了，爸爸带上了伊万一起管理商会，他需要得心得力的助手。
秋天了，怎么这么热？跑几步就出汗。爸爸说。
亲爱的，你老了，不要这样跑了。舒拉妈咪说。
我在每个周末回家，却很少能和爸爸团聚几分钟。香港回归那天我赶到家里想和爸爸一起看看实况转播，但爸爸还是没在家。我打电话给他，他说，香港回归了，我们还在外面，不看的好，还是不看的好。
那个炎热的秋天里我和同学讨论最多的中国和中国人。两个来自浙江的小女生提起中国就会直接产生自豪感和亲切感，而我，没有。她们问我，是不是提起俄罗斯我就会产生自豪和亲切，我说，没有，还是没有。我说，我对我出生的昆明没有记忆，我对莫斯科也没有深刻的理解，我心中大概只有我的爸爸，提到爸爸，我亲切。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失落和无助的秋天。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我的亲人就在身边，但我没有来自中国的小女生快乐。我对舒拉妈咪说这些，她说她的感觉并不比我好，她也一样空荡荡的，像个浮萍。
舒拉妈咪说，世界上有多少像我们一样的人呢？在找不到一种东西的时候人们喜欢信个上帝或者圣母，用个图腾来寄托，可我们也时常嘟哝着圣母，时常祈祷，但我们得到的依然是空虚。
舒拉妈咪的祖国是德意志，爸爸和我的祖国是中国，舒拉妈咪怎么也记不得慕尼黑的样子了，爸爸也很少提到昆明，而我，对昆明几乎一无所知。
那个秋天太热，我终于有一次能和爸爸坐在阳台上说话。我们一起看夕阳，一起看莫斯科河。爸爸说，在中国，不会这样闷热的。
爸爸，你一直在忙什么？怎么那么不得闲？
细艳，中国人在莫斯科受苦，爸爸在帮他们跑跑腿。
很多年都是这样的。
很多年都没有人在争取。
这是人家的俄罗斯，我们争取什么呢？他们怎么会理会外国人怎么样生活。
路是人走的啊，多踩踩俄罗斯的地面，也许就能踩出来咱们中国人的路呢。
爸爸你们的什么商会有发展吗？
美国不是有唐人街吗？俄罗斯现在还没有，我们为什么不能搞一个？华人给俄罗斯做了很多贡献，我们只要一点相对安定的政策嘛。
爸，你为什么把“麒麟城”放手了？我们创建的啊。
莫斯科是没有什么人情可探讨的，这个环境就适合变换，变换才能生存啊。
我总觉得可惜。
我正在铺一条路，路铺平了，这样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很多了。人都说打天下打天下，我们开始的“麒麟城”就是打了所谓的天下，可当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之后，你会觉得那就不是打天下，那样永远都不能稳定，要稳定个什么事业，要打的天下不是一团一伙的单打独斗，而是商会现在做的事——齐心、团结。
爸爸我们不回去吗？我是说有朝一日回中国。
当年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是说好要回去的，但现在，好像在哪里都一样了。回中国，你不也一样得创业守业发展？
爸，我真想回去，我虽然想象不出回去对我有什么好，我只是羡慕同学们提起中国时的神情。她们说她们的家乡，那种自豪，我没有。
等你毕业了，就回去吧。
我们回去看奥运会吧。
一定的，那是我们的计划哩。
一九九七年谈论北京的二ＯＯ八年奥运会，我并没有时间上的理解。那需要九年时间，九年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生活，九年太漫长，我忽略了，于是我很甜蜜。
2002年，我提前了六年回到了中国，若不是爸爸去世，我就需要再有六年的时光被莫斯科消磨，六年，我几乎不能做什么事情，因为到爸爸去世，商会也没能把华人的权益维持得稳定，也没能团结了所有的莫斯科中国人。
回到昆明后我偶尔看了一下夜空，我发现了无数颗闪亮的星星！这在莫斯科的天空是不可能见到的，那里没这么清澈。昆明的秋天一点也不炎热，连思考都一样清凉。那些星星太遥远，有多少公里？哦，应该是用光年计算才对。当年爸爸若是看到这些星星，也许能顿悟出什么来，就想我一样感觉到人的渺小，生命的渺小，世界的浩瀚，空明与距离都不是眼睛能体会到的，也许，爸爸真的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他的执著，就能想到力所不及这个词汇，就能保住自己的生命。
那样，我至今还有爸爸。
第九章 思考的季节情景剧
人的追求过于执著的时候，眼前会只有很短的视野，这就像中国俗话说的“钻牛角尖”——罗老爷当年这样对我说。在我爸爸很痴迷于赌场生意的时候，据说是罗老爷提醒了爸爸。
你爸爸是最听我的话的，他总说我的话有道理，在每次做出什么重要决策的时候找我算上一卦。罗老爷说。
您的卦准吗？我当时问。
准不准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情都有个规律可循，好好认识这个事情，就基本能知道些规律，八九不离十。罗老爷说。有几个大事是准了，叶利钦当总统，中国人集聚地被封锁，“麒麟城”易主，这些我都算准了，只是你爸爸被杀，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我觉得咱中国人没那么狠毒。
小事呢？小事您算没算过？
什么小事？你爸爸从来不跟我说什么小事，他自己能料到的。
安娜姐的事，爸爸没提过吗？
没啊，安娜？那个赵安安吗？她没多久就离开“麒麟城”了嘛。
是。可爸爸心里一直放不下她呢。
哦，这个，这个难说了，难说了。
和罗老爷说话，往往就像听一个系列故事，往往就像莫斯科电视台播放的百集情景剧。他甚至能把唐诗宋词演绎成有情有景的故事。陆游和唐婉的故事他就是从每句诗词中讲出来给我听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那种凄惨的感情让我终生难忘。
爸爸去世后，罗老爷把爸爸的被杀原因分析给我听——
你爸爸搞的商会，一直是所有在莫斯科的华人都向往的，多年来我们华人一直受欺负，成立个组织只是一个名称叫商会，实际上是要团结所有的华人，共同展示我们中国人的实力，形成一个组织才能对应和协调莫斯科政府对华人的政策。但向往归向往，向往和实施并不是一回事。这个组织的壮大发展，就会动摇了一些人在莫斯科用美圆铺垫多年的地位，而地位的动摇会直接影响到那些人的财力。多少年了，根深蒂固了，那些人也不容易，他们不可能看到投入的金钱在顷刻间失去意义，他们必然阻止你爸爸的组织。邱家的势力在莫斯科是数一数二的，动了邱家有很多后患，但你爸爸是没有势力的，他这么多年靠得是自己的奋斗和聪明才智。杀一儆百，做到你爸爸的头上是必然的，早晚而已。我劝过你爸爸还是应该去投资个什么生意，可你爸爸说，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把华人的地位稳定住，投资在俄罗斯、在莫斯科，就等于打了水漂一样。我说，老弟你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你会有很多麻烦，你爸爸说不怕。
他是不怕。但他被打死了。
我以为你爸爸的结局最多就像在“麒麟城”一样退出，却没想到他有性命危险，我怎么也想不到现在的中国人也这么黑，竟然真的起了杀心。
你爸爸当天去取一个设计图后又直接去交涉两伙中国帮派的争斗，他像当年的政治指导员一样和各方的人讲团结讲和气生财。警察局后来说两方的人都没有杀你爸爸的动机，绝对是第三人干的。送葬的队伍你也看到了，吊唁的中国人真是不少，可没有人给警察提供可心的证据。人心不齐啊。在莫斯科死一个中国人不算什么奇怪的事，没有人关心杀人的细节，就连你爸爸自己也不关心啊。
那，爸爸有可能是谁杀的呢？罗老爷您会算，您给算算。我问。
人命关天，靠算卦怎能行？罗老爷说。
多年来我一直没有试图查找杀害爸爸的凶手，爸爸临死前不让我过问他在莫斯科的事，舒拉妈咪和安娜姐都拦阻我、告诫我，我在爸爸死后连“麒麟城”和商会都没去过。罗老爷对我说，孩子，时间是个好东西，时间会把发生的一切慢慢消化掉，你毕竟才成年，你还要过很多时光呢。我忍着难受，强忍着，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希望真像罗老爷说的那样，用时间消磨这些钻心的疼痛。
但我无法忘掉这些。我离开电视机好多年，我看不了那些凶杀和枪战的电影，节日里的一声鞭炮也会惊得我瞪大眼睛，街上突然传来的刹车声也会让我心惊肉跳。我的脑子里有个自己编排的情景剧，有人端着枪拦截在爸爸的车前，刹车声刺耳地响了起来，枪声紧随其后……
2003年我结婚，邱雨寒说，小艳我们买台电视机怎么样？房间里只有音乐听有点烦闷。我说，不要，只要音乐，或者电台，我受不了艺术家编排的电视剧，我能崩溃。
第九章 思考的季节沉淀的条件
本来是水，再浑浊也能沉淀成清澈，本来是乳，你怎么沉淀？
流产后我烦躁了几天，把一些事情集中在一起想了，分不开了，搅拌在一起了，粘连得我分不清心脏和肝脾，分不清白天和黑夜。
我爸爸是被杀的，被杀的，这个恐怖的短语用在了我们家，近在咫尺；
妈妈早早就离开了我；
爸爸在我没进入社会时离开了我；
弟弟在我刚找到亲情的时候昏睡不起；
刚刚怀孕就流产；
好心的新月竟然曾经是妓女；
安娜姐和我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
公司的业务繁忙，我却在家休养；
娜达莎很久不来了；
弟弟的医生很久不过问他了；
邱雨寒是个工作狂；
爸爸留下的那个没有写名字的纸袋至今还没打开；
弟弟的无名草药该浇水了；
很久没在家里做饭吃了；
避孕套用完了，邱雨寒也不知道买；
舒拉妈咪也不知过得怎么样了。
……
我想对一个陌生人说，这些，你来承担一下试试看。我对新月说了，隐去了部分内容对她说的，她想了想，走到我身边对我一笑，露出好看的白牙。
姐，你何苦想这么多呢？
在内心深处，我有说不明白的内容，对自己的身世悲叹只是这些内容的一部分。一个女人，这样算不算走在崩溃边缘，我不知道，我怕自己在压力中歇斯底里，怕自己毁了自己。
安娜姐对我说，你安静下来，每个人都一样，在经历很多事情之后都需要安静下来沉淀一下。
我对安娜姐说，要本来是水，再浑浊也能沉淀出来，本来是乳，你怎么沉淀？
我对安娜姐说，姐，告诉我一些事情吧，再讲讲你和我爸爸的事情也行，我觉得你对我太好，雨寒也对我太好，我的压力不知道从哪里就来了，我理不清，找不到秩序。
安娜姐对我说，别把什么都想得那么复杂，简单是福。你去龙阁找娜达莎玩玩，住上几天都行，散散心。
安娜姐啊，最后一次我去龙阁，是弟弟陪我去的啊，现在弟弟这样了，我去那里有什么意思？
2003年的深秋，我的心里异常炎热，虽然昆明的秋天非常清爽，我却没有体会。我去了龙阁，找到了娜达莎，和她没今没古地说着话。我更多地想弟弟的日子，总觉得他能醒来，总觉得他应该醒来。在爱情和事业看上去都很美的时候，我对这份亲情的渴望超过了我自己的想象。
安娜姐提醒我，不要随意“闹心”，随意上来的情绪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引发很多麻烦事情。也不要钻牛角尖，老在一个问题上思考，那样对女人全无好处。更不要忽略幸福，任何人的幸福都来之不易，珍惜才好。
安娜姐说，我们只活一次，这一次有多长，天知道，圣母玛利亚知道。
花絮花絮
◆几年前有幸从乌拉尔山脉走到亚美尼亚高原，走了近五万里，沿途深层次接触了海外华人的生活和创业，结识了很多朋友。2002年断断续续写了半部小说，题材就是海外华人的生活。其实给我感觉最强烈的不是那些来自海外的故事，而是一种脱离母体的无根感觉和“无根”人群与生活在“母体”中人群的冲突。我想，写不好瞎写可不行，我得等等。
◆2003年我周围发生了很多事。“萨斯”瘟疫把我和周围的人都弄得很茫然。人就活一次，怎么活才对得起这一次，怎么活才能不慌张，问号是沉重的，几次感冒就能闹出了很多惶惶心情。这一年五月我去滇西北的大理和丽江，一路上没有车水马龙，湖光山色中没有游人没有喧闹，一场瘟疫使这片世界清静了。这清静让我不很舒服。
◆2003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纸门》，二ＯＯ四年一月获了“最佳奖”。那时有幸见识了很多出版商，那时这“张”《纸床》还放在一边，出版社的朋友对我说，你曾经答应给我们的小说写不出来了吗？一年前我答应过他们要写一个有关“床”的书，但我没有集中精力写。我想我该把它完成在二ＯＯ四年才好。等我再次找出这张“床”的时候，却发现经过一年的“沉淀”，原先写进去的很多意识已经不合适了。
◆二ＯＯ四年春节长假，我到达德宏盈江，从盈江又到腾冲，腊月三十就开始动笔，在湖光山色里边走边写，一发不可收。正月还没过完，我的《纸床》便完成了第一个完整稿。我完全推翻了原先的半截小说，全新写作，连人物个性都改了，一气呵成，累死了几乎。
◆作品中用了几个由搞文学的好友提供的情节，其中包括在昆都被误作妓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