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床-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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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电视机。“ＴＢ５５”的新闻节目已经过去，我在所有的频道里找了一边，除了俄罗斯的歌舞升平，没有别的节目。
　　　　我曾问过伊万“仓库”事件，伊万说“全给没收了”就匆匆地走开了。爸爸可能不允许他们和我及舒拉妈咪提及生意上的事情，所以我完全等于是个“局外人”游离在他们周围。这是头一次爸爸吩咐我做有关“麒麟城”的事，我认真起来，坐在皮沙发上等待“新闻”出现的“迹象”。
　　　　罗老爷走到我的屋门口回头跟爸爸说“您忙吧，我在孩子这屋坐会儿”，就端着茶杯坐到我身边来。
　　　　那时的罗老爷看上去已经老了，头发花白花白的，脸上手上都有了些斑点，声音也不像从前那么洪亮了。罗老爷几乎是看着我在莫斯科一点点长大的，是从妈妈的老乡那边论，当年叫了“老爷”的。他虽然不常来爸爸这里，但我们却每次到“五月市场”都要去看看他的。看来这回莫斯科的情况叫老人家担心了。
　　　　罗老爷还是低头抽他的烟斗，问了我一句“怎么没上学”就再也不吭声。
　　　　ＮＴＶ电视台开始了一个“访谈”节目。一个莫斯科的经济学家在接受采访，谈的是俄罗斯的通货膨胀问题。他把很多现象都看的很开，说在体制转变的时代会产生很多因转变而滋生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在体制转变完成后淡化或者消失。主持人问他“那么美国的经济体制算是已经成型很久了，他们为什么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等类似的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说，美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中国的体制也是在转变中，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可能有绝对的“健全”。
　　　　罗老爷的俄语非常精，他明显是听清楚了电视里的论调，因为罗老爷也忍不住低声骂出一声。
　　　　电视里的主持人是在莫斯科很有名望的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但我没看清那位经济学家的名字，不知道他在明天会不会遭到媒体的抨击。
　　　　“罗老爷，您的货都在北方楼存着吗？”我小声问罗老爷，生怕触了老人家的伤心事。
　　　　“没有。我还有不多的货了，都在我的家里放着呢。本来厂家要发货过来的，这个情形，人家不能发了。”罗老爷一声叹息。
　　　　“还是气球吗？”
　　　　“还是气球啊，我原来在中国就是乳胶厂的啊，现在给厂里专卖气球。”
　　　　“您卖了快十年了吧？”
　　　　“整八年。我在莫斯科批发出去的气球可没数儿了。”
　　　　“不回去了？”
　　　　“老伴昨天还劝我回去呢，她说莫斯科她住够了。”
　　　　我当年那些有“深度”的惆怅也仍然是少女的惆怅，怎么也难达到罗老爷的那种感伤。但我知道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为了什么，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莫斯科的华人就等于失去了生存的环境，这对大家来说，不亚于一场灾难。
　　　　2003年春节期间，舒拉妈咪在电话里提到了罗老爷。她说罗老爷已经回到了中国，他住在大连，罗老爷让舒拉妈咪转告我，他想我，让我有时间去看看他。
　　　　2002年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知道罗老爷已经在安排回国的事，我对他说，罗老爷，我先回去，你回去的时候想办法通知我，我一定去看你。罗老爷说，快了快了，等你在中国把生意搞成，我去看你呢。
　　　　2003年盛夏，“聆”公司的一个客户就在大连，邱雨寒说，小艳你正好可以去大连把合同签了。
　　　　我来到大连，马上按照罗老爷留给舒拉妈咪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电话的那头说，我是他的儿子，您有什么事？我父亲一周前去世了。
　　　　大连的老虎滩，海风潮湿、强劲，盛夏季节里风仍然很凉。海风中飘着很多用作广告的氢气球，高高的，大大的，比罗老爷当初在莫斯科卖的气球要大上几百倍。
　　　　罗老爷的儿子说，父亲是研究《易经》的，一辈子都在试图找一些关于命运、人生的所谓道理，但他却不能使自己长寿一些，闯出去为儿女拼命赚钱，为儿女的儿女拼命赚钱，等把大把的钞票带回家里的时候，他却没有享受的机会了。
　　　　我掐指一算，罗老爷今年才六十七岁。
　　　　十年前罗老爷给爸爸算了一卦，爸爸没能躲过那场变故，伤了元气，再没能翻身。十年前罗老爷也当着爸爸和舒拉妈咪的面给我看了相，他说，小细艳，你应该回去，你长成大姑娘的时候应该回中国嫁人，你不是“走汪洋”的人。
第五章　阴阳之间未婚的邱雨寒
　　　　邱雨寒早过了婚龄，他至今未婚。
　　　　九年前，我第二次见到邱雨寒的日子，是五月一日。
　　　　那天莫斯科的街上行人手捧鲜花的很多，学生们穿戴整齐的也很多，可惜我们学校没组织什么游园活动，我只是和几个女生随便地去红场看了看热闹，就信步逛了阿尔巴特大街。五一节是俄罗斯的大节日，到处都可以看到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们，街头搭起的台子上有歌星在唱歌跳舞，人们手里几乎都攥着个彩旗气球什么的。我眼前被一面绿色的小旗子挡了一下，我拨开旗子，后面的人是邱雨寒。
　　　　他请我们几个女生吃冰激凌，给和他在一起的一位俄罗斯女孩子买了瓶可口可乐。我注意看了看那女孩子，皮肤白净得无血色，头发却染成了黑色，对比度产生的突然而且强烈。
　　　　我的同学好奇地结识邱雨寒，把他当作了我的“乡党”。
　　　　“红场的仪式看到了？”他问我。
　　　　“没看到，我们来的晚。”我说。
　　　　“不如看歌星唱歌了。”他说。
　　　　“歌星也是三流的歌星嘛。”我说。
　　　　“一流的都在电视台呢，能看到三流的就蛮好啦。”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和他说话，用俄语和汉语都找不到和他的话题。我吃了他买的冰激凌，感觉刚刚开始了五月就好像夏季一样炎热。
　　　　邱雨寒的模样很中国，身上是看不出他怎么有钱的，讲话也随和得显不出睿智或聪明来。他的笑脸让人很想和他聊天，我的女同学们都能和他起劲儿地聊起来。我琢磨自己，不能在他面前随便的原因应该是我知道了他和“麒麟城”的瓜葛。这个“瓜葛”牵扯的人和事都好像很多，包括我一直说不准他使得“麒麟城”重新开业这个作为，到底是帮了我家的忙，还是有意识在逐渐“吞并”我们王家。对于这件事，爸爸在当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烈的感激，我在潜意识中便结了个不松不紧的疙瘩。
　　　　邱雨寒比我大，但那时他脸上好像还有和我一样的稚气。
　　　　我多看了他一眼，几个女生围着他表现得都蛮有热情，他也许是个情种，天生招女生喜欢。他的“冰美人”并没有在意我的同学们大胆的殷勤，把目光集中在街当中舞台上高歌的歌星身上。
　　　　我感觉脑子里很分散。节日是喧闹的，身边是嘈杂的，我却终止不了脑子里的凌乱。我用汉语对邱雨寒说“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坐坐吧”，邱雨寒指着附近一家咖啡店说“就那了”。
　　　　当然是满员的，节日里俄国人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咖啡厅。“冰美人”在服务小姐的耳边询问了几句，然后向大家示意上二楼。
　　　　二楼是高贵的雅座。一个房间完全空着，被我们热闹地塞满了。我的同学悄声问我“这里要交好多钱吗？”我无言以答，想想是邱雨寒的女朋友要来这里的，大概邱雨寒不会付不起这里的开销，就冲同学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吃午饭吧。”邱雨寒说。
　　　　“我们吃过了。”我和我的同学们异口同声。
　　　　“那，”邱雨寒想了想，“我们开两瓶香槟吧！”
　　　　他问明了服务小姐这里的酒水和小吃，在菜单上点了几下，没有多久就送上来了一桌东西。邱雨寒拿过香槟酒，拧动着瓶盖儿，大家掩耳，随即欢呼。
　　　　“来，小艳，节日快乐！”邱雨寒先敬了我。
　　　　他把自己的女朋友“晾”在一边，先敬了我。他是用汉语敬了我。
　　　　我一时间不好意思起来，连忙站起，端着香槟和他撞了，又和他的“冰美人”撞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渴了还是被酒味儿迷了，竟然一口喝干了杯里的香槟。
　　　　余下的时间里大家说着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吃着各种各样的干鲜果品。我的同学们开始崇拜我，并通过我崇拜邱雨寒。她们发现菜单上的价格表，知道吃一粒“泰国腰果”的价格相当于吃一个鸡蛋，吃一条“荷兰虾条”等于吃掉一个黑面包，她们还很少吃过这样的零食，而且是就着好喝的酒水吃下去的。我从她们的兴奋中开始觉察我们这样可能是接近奢侈了。
　　　　从普通的俄罗斯人或者莫斯科人中间，我听到的声音是“日子已经开始艰苦了”。我没有老苏联时期的参照，但我知道很多同校同班的女生生活很节俭。我知道今天的这顿热闹的饭菜会让我的同学们更加深了我是“有钱家的女儿”这个概念，也许会演绎出来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是富翁的效果出来。但对于这些莫斯科城里和我一样稚嫩的人群来说，中国人在莫斯科做得如何辛苦艰难，的确不是什么有趣味的话题。我看到我的同学们眼睛里有羡慕的神色，但我自己虚荣不起来，我观察邱雨寒，他的脸上也完全没有虚荣。
　　　　俄罗斯民族对“羡慕”的表现比中国人明朗，这我知道。我喜欢这样的明朗，我的确不喜欢东方的“含蓄”，尤其是当“含蓄”到了“暧昧”的程度。
　　　　“很多钱吗？”我在吃喝间问了邱雨寒一句。
　　　　“还好，包间自然要贵一点儿。”他说。
　　　　“对您的女朋友可以，对我们这些学生您真不应该花这样的钱呢。”我像是很随便地说出来。
　　　　“也没什么嘛，这个女孩儿也不是我的女朋友，他只是我一个俄国搭档的女儿。”他说。
　　　　我可能是不胜酒力，感觉到热得很厉害，脸上一定红了。我注意看了看其他人，除了“冰美人”没有喝酒以外，大家的脸都奔放着红润。两瓶酒所剩无几了。
　　　　“真是疯了。”我说。
　　　　邱雨寒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带着笑意。
　　　　我想多少也应该找些话来和他说，不然很不舒服了。
　　　　“你们家的生意好吗？”
　　　　“还好。”
　　　　“关了那么多中国人的生意，你们没受到什么影响吧？”
　　　　“多少影响了，酒店的中国人走了一半了。”
　　　　“老毛子整咱中国人干啥？都干的好好的。”
　　　　“是啊，人家说整就整一下，怎么说咱在这也是二等公民啊。”
　　　　“都走了他们就傻了，莫斯科人买衣服都得凭票供应！”
　　　　“问题是没有都走的可能性啊。”
　　　　“说是大使馆出面都不起作用呢。”
　　　　“要是人家就是反华排华，大使馆是没办法的，最多弄个严正声明出来。”
　　　　“真是晦气呢。”
　　　　“北方楼看来是保不住了。”
　　　　“人不是放出来了吗？”
　　　　“人是都放了，上亿美元的货没了！”
　　　　“又要有人跳楼了。”
　　　　“没有的。那句话怎么说的？哦，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我和邱雨寒一直用汉语说着话。“冰美人”看着窗外吃着瓜子，我的同学们讲着班里的绯闻。我说着说着上来了一阵无聊，心里着实地无聊。我没表现在脸上，只是没有了说话的兴致了，我胸口热，就把眼睛也移向窗外。
　　　　2002年的昆明巫家坝机场，邱雨寒比安娜姐先走下飞机舱门，我只看到了他的帅气，忘记了我曾经认识他。安娜姐走上来拉住我说，这是邱雨寒啊，你不认识他了吗？
　　　　我突然脸红起来，忙着说了好几句“不好意思”，把手递给他让他握了握。
　　　　我问安娜姐，他现在是你的男朋友吗？安娜姐说，别胡扯，我哪能高攀得上邱家公子？
　　　　邱雨寒到达昆明的第三天，我忘乎所以，迫不及待，向他问道，你没成家？那个冷冰冰的俄罗斯女孩没和你结婚？
　　　　邱雨寒对我苦笑。你觉得我们中国人能和老外生活在一起吗？你觉得俄罗斯的女孩子能胜任中国人的老婆？
　　　　你老大不小了嘛。我说。
　　　　有些事情需要等。多年前我们见过两次面，在你要回中国是我们是见的第三面。该来的，迟早要来，等等而已，急个什么？他说。
第五章　阴阳之间大选
　　　　一九九四年我怕来月经，我在每次来月经的时候都很难受。舒拉妈咪说痛经会在结婚后慢慢地好起来，我离结婚的年龄好像实在太远了，我还要忍受好多年这样月月的痛苦。
　　　　想的事多起来了。想知道爱情是个什么感觉，结婚是怎么个幸福。俄罗斯少女十六岁就可以嫁了，十七岁可以生个宝宝了。我脸红地想，我可以嫁了。如今中国人好像没有在这个年龄嫁的，我是中国人，可以嫁了也不能这样早地嫁的。
　　　　我曾找来了一些中国的爱情小说读，像舒拉妈咪一样用功地钻在文字里，但我的汉语水平却让我头疼。爸爸在家里保持着和我说汉语的习惯，我说出来的东西虽然正规，认识的汉字和对汉字的理解能力却连自己都想恼火一番。我决定在六月份开始的暑假里去找罗老爷，我认识的中国人当中只有罗老爷可以胜任合格的语文老师。不知道哪里跑出来的念头，我认为同样是一个内容的情书要是用汉语写出来就要比俄语写出来浪漫很多。我坚信我的根基仍然在东方，而不像安娜姐所说的我是“特种”，我仍然是地道的中国人。
　　　　我终于开始了向罗老爷学习汉语。六月份，莫斯科气压很低，闷热，罗老爷坐在太阳伞下看着摊位上花花绿绿的气球，给我从古诗词讲起来：
　　　　“……
　　　　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麒麟城”安装了卫星电视。看到中国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实在是兴奋了好一会儿。我呆呆地看着，上来了一阵想中国。那些中国房子的模样，看上都有点潮湿，有点昏暗，但温暖、安详。
　　　　米罗诺瓦小区有些树木，树上除了时常落些不知名的鸟，炎热里也会有蝉鸣。小区不像唐朝大街那样喧哗，很静。阳光直泻时，鸟叫蝉鸣都听得见。
　　　　蝉并不是进入秋季才开始有，蝉鸣最好听的时候往往在夏天。
　　　　大选那年的夏天的确是一个沉闷的夏天。刚开始了暑假我便感到疲惫，不情愿迎接这个悠长的假期。我对爸爸说，我在假期还是跟着罗老爷学习“之乎者也”。
　　　　我早晨起床后就站在窗口听外面的安静。舒拉妈咪走过来搂住我，对我说：
　　　　“我的宝贝，你心里很空吗？”
　　　　中国人都是商人，在俄罗斯，在莫斯科。但这些“外商”们在总统大选如火如荼的时候开始关心起“政治”这个东西了。大“商”还深沉些，小“商”们却不爱做作，不能无动于衷。可能是上半年莫斯科折腾中国人折腾得过于凶狠了，叶利钦和久加诺夫在电视上舞步跳得越激烈，市场上做生意的中国摊贩们越发没有了底气。我在罗老爷摊位上坐着，前来和罗老爷打招呼的中国人每天几十号人，罗老爷得和熟人们说上几十遍“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我以为是大家闲的无聊才喜好议论议论俄罗斯的国情国事，可我没用多久就听明白了众人的意思，原来大家的关心是真切的。
　　　　久加诺夫是俄罗斯唯一仍然抗着社会主义大旗的党代表，他挑战现任总统叶利钦，就意味着想让红色的苏维埃再起东山，而这个红色会把几年前刚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再变回去，那样，商品经济的萌芽会很快地被扼杀掉，中国几十万的“倒爷”会被痛快地撵回老家——这是